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许多人值得怀念，下面刊发一位在塞北终身从事教育的江浙人才，他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包年丰(1931.9—1992.2)，江苏省南京市人。1951年8月，由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察哈尔省怀来县沙城中学任教。1956年8月，调河北省涿鹿中学任教，历任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

在反右斗争和“文革”期间，都受到过错误批判，并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和剥夺教师权利，后下放到涿鹿县桑干河南西灵山地区的倒拉嘴公社劳动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问题得以彻底平反纠正，从此，他焕发青春，加倍工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河北省涿鹿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

1987年10月，河北省教委特批他为中学高级教师，并应聘为省高级职称评委，县初级职称评委会主任。1990年6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级教师”称号，这是我县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高级教师。

他参加教育工作以来，四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把全部青春和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涿鹿的教育事业。1953年、1956年两度评为张家口地区“优秀教师”。1980到1984年间，连年被评为校或县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5年被涿鹿县委、县政府命名为“优秀知识分子”，并获一等奖；1985年被评为省“优秀园丁”，并获一等奖，省政府荣记一等功；1986年教师节，原中共张家口地委和行署颁发光荣匾，授予“辛勤园丁”称号，同年被评为县“双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师德标兵”；1988年被评为县“拔尖人才”，浮动一级工资；1990年7月，开始享受荣获“特级教师”的特别津帖。

他终身从教，勤学肯钻，具有系统的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态度严谨，他的教学风格和教学语言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成绩突出。除做好教学工作以外，还总结编写了《和青少年谈写作》《逻辑常识讲话》《古汉语的特点》《中学生常用的修辞格》等23万字的教学参考材料，总结了《浅谈词语教学》《写作指导》《点石成金、精讲多练》等21篇约18万字的教学经验。其中，《浅谈词语教学》一文在全省语文教学现场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后被《河北教育》(1980年第一期)刊载。还接受省教委教研所的委托，为高中语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编写教学参考，后由省教研所汇集其他资料，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供全省语文教学参考使用。

包年丰德高望重，不仅兢兢业业地从事学校教育，教好学生，还把提高全县语文教学水平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多年来，为县举办语文教师培训班，还到一些乡镇为教师指导教学。

1985年，由县总工会组织，他联系个人经历现身说法，先后到县化肥厂、农具厂、副食品公司和县直机关，对干部职工进行人生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同年九月，县委、县政府组织他在地方与铁路共建活动中，向铁道部第十八局介绍了自己的事迹，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社会广泛赞誉。

四十年来，包年丰在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学生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多年忍辱负重，带病工作，积劳成疾，直到住进北京医院的前一天，他还坚持工作在自己钟爱的教学讲台上。（田峙）

赠包老师：

三尺讲台几度春秋染芳华，一支粉笔多少英才遍天下。——李林岐赠

学生的回忆文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共患难荒山遇恩师

作者：李林岐

1969年12月，塞北的冬天，白茫茫一片，桑南早已大雪封山。一天，队长通知，派我到涿鹿县大南山里去修“裕丰渠”。

经过一天半夜的徒步跋涉，大约晚上23点多钟才到达小五台山下一个不知名字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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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车官住在了一家西配房中。这间房子，只有门窗洞，没有门窗扇；既没有炕面，更没有炕席，只有黑洞洞炕洞，根本无法住人。车官叫谷凌霄，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曾在一起玩过，还算合得来。他把装过牲口草的麻袋挂在门洞下半部，用来挡风御寒吧。其它的，就顾不过来了。走了将近一百多里的路程，我实在太累了，就在土地上，胡乱扒开铺盖，闷头便睡了。

第二天，车官赶车回去了，我成了这里的“常住大使”。傍晚，房东老大娘走过来，瞅着我说，“看你长得细皮嫩肉、文文静静的，还挺秀气，不像个受死苦的，是个书生吧。成家了没有？”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娘见状，也不好再问。顺手指着院里墙根下的莜麦秸，改口道：“你抱些麦秸垫在铺盖下面，不要冻坏了身子。”临走，老人家又回头说；“多抱些”。“唉，好人呀”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说也奇怪，每天晚上，当我扒拉开铺盖卷时，脑海里总会冒出同一个奇特的问题：当年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铺的也是莜麦秸吧？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我住的地方叫上虎盆。那里的老百姓说，“天下十三省，冷不过上虎盆，穷不过上虎盆。”村里的年轻人很少。女青年都嫁到外村了，就连十三四岁的女孩，好多都以“订婚”的名义，跑到男方生活去了。对于女方家长来说，反正闺女有人供吃供穿，娘家倒能落下她的那份粮食，家里人可能少挨几顿饿；好多男青年入赘到别的村当了上门女婿，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光棍汉。村里年轻人很少了，就少了人气，少了活气。现时正逢十冬腊月天，寒风凛冽，雪花飘飘，街上见不到一个人，更显得萧条而又凄凉。

我们的工作是开渠。这么冷的天气，能开什么渠！一镐刨下去，只能刨个白印，就连核桃大小的土块也刨不起来。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开渠”只是个幌子。真实目的是要把这些“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调开，去改造世界观，便于“积极分子”们搞革命。所以，这里的管理是军事化的。上工下工要吹号，拉屎尿尿要请假。

一天，天刚麻麻亮，随着急促的出工号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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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去了。我扛着铁镐，排在队伍中，行进在荒凉的山坡小道上。山里很静，静得让人憋气。大家都不敢说话，只有“喳喳”的脚步声。走不到半路，隐约地看到前方有一个高挑的身影，在慢慢地移动，好像没有排队，还有个矮个子的人跟随。看那走路的姿势，竟是那样的熟悉。当我走到跟前时，仔细一看，哎呀！竟然是我上高中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包年丰。他老人家的年龄，虽然还不到50岁，但很明显地驼了背，黑瘦黑瘦的；深陷的眼睛，神色抑郁。我知道，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在工头的催促下，我仅问了老师的住址，就匆匆赶路去了，还不知道老师认出我没有。后来才晓得，老师身后的那个小个子的人，是村里派到老师身边的基干民兵，是监督老师的。

晚上，我找到了老师的住处。那是一间低矮、破旧的东向小土房，四面漏着风。窗台上放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那灯头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可恶的贼风，把那盏可怜的油灯吹得忽闪忽闪老想灭。屋里很冷，像冰窖一样。烟熏的墙壁，挂满了灰尘，好像很长时间就没有住人了；地上堆了一堆毛茅草。老师说，那是白天他从山坡上捡来的，取暖用。

我的突然到来，老师显得有点慌张，急忙把一本书藏到褥子底下。尽管屋里很暗，我还是隐约地看到了老师那惊恐不安的神色。好一会，我才注意到，土炕上没有炕席，老师的褥子下，铺了一层毛茅草，用被子盖着双腿。我不由自主地扑上前去，紧紧地握着老师的双手，冰凉冰凉的，还感到有点微微发抖。此时此刻，我的心疼极了，泪水不由地潸潸而下，更不知该怎样安慰我的老师。唉，可怜的老师，堂堂的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多年的省部级优秀教师，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悲哀呀，民族的悲哀！我不好意思地向老师请教了几个问题，多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也有中华诗词方面的。老师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解答。我们还谈了只有我们两人才知道的话题。

师生之谊深似海。我和包老师在学校时关系就一直很好。他的宿舍就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学到了好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当年，老师还送了我好多书籍和文学资料呢。

一九六五年，我和六三年、六四年的部分同学的命运一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堵到大学门外，被迫回了老家，当了农民。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如火如荼”的景象，我迷茫，我彷徨。我把自己的苦闷思想写信告诉了包老师。一天，我收到了包老师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套《中国文学史》和一封信。信中，老师鼓励我，既要好好劳动，又不能丢掉学习，学了知识，迟早会有用的。这套《中国文学史》，我通读了不下三次，还记下了不少心得体会。从此，我把它当作宝贝，珍藏到了现在。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我阅读了不少历史书籍，也读了唐诗、宋词等，就连数理化我也没有丢。此时的我，或许可以算做半个“杂家”了。

我不敢过多地耽误老师的休息。临别，老师把我送到门口。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刺骨的冷风，阵阵袭来。我担心地嘱咐老师：“这些天天气很不好，您要保重身体。”老师说“没事的，乌云岂能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是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老师的这句话，深刻地錾刻在了我的心上。它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我仿佛看到了晴空万里的艳阳天;看到了春光明媚、百花绽放的春天！